刻于坐隅，谓之班令。”其《官箴》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惠绥。……”[5]凡24句。张唐英《蜀梼杌》将“（孟）昶著《官箴》，颁于郡国”一事系于广政四年（941）五月，所载《官箴》24句与前引文字略有出入，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16字完全相同。《蜀梼杌》同时又记载，孟昶谴责因荒淫而亡国的前蜀后主：“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并称赞孟昶“好学，凡为文皆本于理。”[6]

第二，对于孟昶著《官箴》，北宋官修、半官修史籍始终讳莫如深。为掩盖此事，甚至将宋太宗《戒石铭》也略而不载。在《宋史》中便既无孟昶著《官箴》，又无宋太宗《戒石铭》的记载。前文也说，《宋史》源出宋朝国史，足以体现宋朝官方立场。官修史籍有关于宋太宗《戒石铭》的记载始见于南宋前期。无名氏《中兴两朝圣政》卷11载，绍兴二年（1132）六月“癸巳，颁黄庭坚所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坐右。”《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指出：《中兴两朝圣政》“汇合两书而冠以‘中兴两朝’之名”。所谓两书是指《高宗圣政》、《孝宗圣政》。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曰：“《高宗圣政》五十卷[7]、《孝宗圣政》五十卷，乾道、淳熙中所修，皆有御制序此二帙，书坊钞节，以便举子应用之储者也。”《宋史·陈居仁传》云：“诏修《高宗圣政》，妙选僚属，与范成大并充检讨官。”可知，《中兴两朝圣政》虽系民间“书坊钞节”之书，但所据《高宗圣政》则是标准的官修史籍，其作者为范成大、陈居仁，系宋孝宗时所修。《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此事时，引用“留正等曰”。留正淳熙末年、绍熙年间官至宰相，他们仍不愿指出宋太宗《戒石铭》的来源，仅称：告诫官员“以虐民欺天为戒，悉心于爱民”，“此太宗皇帝制铭之深意。”[8]较早正视其事的是汪应辰和洪迈。汪应辰在乾道元年至四年（1165－1168）曾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他在抄录孟昶著《官箴》之后，接著说：“右蜀主孟昶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数语，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圣意至深远也。”并强调：“愚恐岁月浸久，而莫详〈戒石铭〉之所自者，故书昶所著全文而识其事云。”[9]洪迈在其开始流传于乾道、淳熙年间的《容斋随笔》一书中指出：宋太宗采用“夺胎换骨法”，将“语言皆不工”的《官箴》改造为“言简理尽”的《戒石铭》。并称赞“（孟）昶区区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