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上新修《五代史》百五十卷。”[12]需要补充的是，薛居正在开宝六年九月，由参知政事升任同平章事。然而经查在《旧五代史》中居然无孟昶七宝溺器一事。至于其原因，无非三种可能。一是《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实录，对于十国史事记述很简略。二是现存《旧五代史》并非其原貌，此事被遗漏。三是所谓七宝溺器最初并无此说，是稍后才被“层累地造成”的。果真如此，其真实性则更令人置疑。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宋代《国史》的目标是一致的，均一味贬损后蜀。如《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二》显德二年（955）五月载，“秦、凤人户怨蜀之苛政，相次诣阙，乞举兵收复旧地。”《旧五代史》的作者竭力歌颂北攻灭后蜀的战争：“及皇上（指宋太祖）之平蜀也，煦之以尧日，和之以舜风，故比户之民，悦而从化。”[13]其语言十分夸张，甚至将宋太祖与尧、舜相提并论。

第四，与宋代《国史》等朝廷官方或半官方著述不同，北宋蜀籍士人张唐英《蜀梼杌》、句延庆《锦里耆旧传》等私人著述并无七宝溺器一事的记载。《蜀梼杌》是张唐英早年的著述，完稿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写定于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本《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荀悦《汉纪》体，编年排次，于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14]由于来源于西蜀官方史籍，其立场与北宋官方史籍有异乃至对立，自是情理中事。王文才先生进一步指出：《蜀梼杌》“非专赖二书”，“多据蜀史，故与中原载籍，时有出入。复核其书，于蜀中官书私史外，更博采前代杂史，小说诗文。”[15]可见，此书取材范围广泛，包括蜀中私史以及蜀地民间口述资料。而这些资料难免体现蜀地民众的情感与意愿。《锦里耆旧传》成书早于《蜀梼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7《传记类》称：“开宝三年（970），秘书丞刘蔚知荣州（治今四川荣县）得此传，其词芜秽，请（句）延庆修之，改曰《成都理乱记》。”《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书中于后蜀主多所称美，疑出蜀人之词。孟昶时有校书郎、华阳（即今四川成都）句中正者，后入宋为屯田郎中延庆疑即其族。”[16]朱彝尊《曝书亭集·续锦里耆旧传跋》进而断言：“延庆，字昌裔，成都人。”[17]《锦里耆旧传》确实“于后蜀主多所称美”，诸如“边陲无扰，百姓*”，“时平俗阜”等等。并借他人之口，颂扬后蜀“被山带江，足食足兵，实天下之强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