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宋事件延绵不绝。除王小波、李顺之变而外，还有刘旰兵变（997）、王均兵变（999－1000）等等。于是，北宋前期始终是蜀地的多事之秋，蜀地在北宋前期始终是个不稳定的地区。

五是吏治败坏。蜀地的民变、兵变不断，与这里吏治败坏关系极大。蜀地桃符诗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14]以长春为圣节名的宋太祖所任命的首任知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是参知政事吕余庆。需要指出的是，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载：“吕余庆出守，太祖谕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榷税食饮之物，皆宜罢。’余庆奉诏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复思故主矣。”其中，蜀人“欣然”云云，系小说家言，并非事实。《宋史·吕余庆传》仅称：入蜀“军士恃功骄恣”，“有军校被酒持刃，夺贾人物，余庆立捕斩之以狥。军中畏伏，民用按堵。”如此而已，并无蜀人“不复思故主”等过分夸张之语。不可否认，宋太祖“尤严贪墨之罪”，[15]当时“受赃弃市者多矣。”[16]然而宋初在蜀地、岭南等偏远地区，使用“负罪之人”为官。这些“负罪之人，多非良善，贪残凶暴，无所不至。”“其或怙恶不悛，恃远肆毒，小民罹殃，卒莫上诉。”[17]因此，北宋前期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肆无忌惮，“不法者百数”。[18]如淳化年间，知成都府吴元载“颇尚苛察，民有犯法者，虽细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乐，人用胥怨。”[19]彭山（今属四川）县令齐元振“贪暴，民尤苦之。”民众起而“杀元振，剖其腹，实以钱刀。”[20]其民愤之大，可想而知。当时人曾质问：“向使无加赋之苦，得循良抚绥之，安有此乱？”并感叹道：“聚敛之为害如此，可不戒哉！”[21]

六是歧视蜀人。宋初蜀地动乱不止，责任分明在于朝廷。但是宋初统治集团并不反省其在蜀政策，反而无端指责“蜀人好乱”、“蜀人多变”，并“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22]朝廷对蜀人歧视颇深，对蜀地防范颇严。诸如不许“蜀人官属”，尤其不能任要职，如“不得通判州事”。[23]又如限制蜀地解额，以致蜀地解额“绝少”。[24]所谓解额，简而言之，即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数额。最突出的事例是在蜀地“毁城隍，销兵甲”，以致“两川惟陵、梓（即今四川三台）、眉、遂（即今四川遂宁）有城可守”，其它城市“名为郡城，荡若平地。”[25]“蜀人好乱”之说相当偏颇，京东士人王辟之就不赞同。他说：“世以蜀人好乱”，其实作乱者“率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