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一个历史阶段内维持了稳定的社会存在，保持了较高的社会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背

景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确立下来的北朝高门大族，已隐约具备了某些官僚化倾向：他们的政治权势、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与皇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与王朝的矛盾已不再

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对立，而是集中在王朝内部的政策纠纷与宫廷斗争当中；决定他们仕途与权位的主要因素，也逐渐由家世与血统转变为自身的能力与才干，决定他们政治取向

的首要因素也逐渐由家族的利益转变为王朝的利益。从这一角度讲，他们中“家族”的色彩已逐渐衰弱，而“官僚”的色彩逐渐浓厚，因而在某一王朝倾覆后，能够较为顺利地被

新的统治集团所接纳；南北朝后期东西统治集团的分化又使得“四姓”家族中一些比较次要的支系上升到名家大姓的行列，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些家族的衰落过程。

隋唐以降，承南北朝百年之余绪，以“七姓十家”为代表的山东士族仍旧维持着较为持久的社会存在，他们虽“累叶陵迟”，尤“以婚娅相尚”，在一定时期内“光荣孤立”于皇

权之外。只有在排除皇权的干扰、社会教育的普及以及门第观念逐渐消亡之后，他们才最终从历史上消失。

太和改制后，汉魏以来的士族制度在北方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北朝社会重新“门阀化”的倾向却并不是历史的简单回复。从某种意义上讲，“分定姓族”是北朝世家大族的一

次“再生”，北朝社会的“门阀化”开启了北朝世家大族“官僚化”的先声，隋唐以降，中古官僚制帝国的重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

[1]《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其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69页。

[2]《魏书·李孝伯传》。

[3]《北齐书·高昂传》，案：此处所论渤海高氏，特指渤海高氏中高翼一支。

[4]《晋书·卢谌传》。

[5]《晋书·祖逖传》。

[6]关于两晋之际世家大族的政治分野以及他们与北方胡族政权的关系，可参阅田余庆先生《释“王与马共天下”》中《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一节，载《东晋门阀政治》

第27页。

[7]《晋书·刘琨附子刘群传》。另据敦煌出土《晋纪》，“旧族见用者”还有京兆杜宪，乐安任播、清河崔渊等人。

[8]《晋书·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