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的低物价相比，江南百姓手中的可支配收入也有了明显的增长。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如果说和过去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更加合法、更加安全和更加畅通。每年有接近一亿枚帝国银通宝在阿兹特克、印加和日本的铸币厂中被铸造成型，再成箱成箱运到港口搬上商船，最终全都哗啦啦流进帝国的海关大门。

在江南的纺织“辛迪加”中，上百万雇工（其中部分是未成年的孩童）双手一刻不停。他们每天五六个时辰的工作就是把堆积如山的生丝和棉花变成一卷卷精美绝伦的丝棉织物。至于老人和妇女则有别的事——养蚕抽丝和种植棉花都需要大量的低强度劳动力。同样的场景在陶瓷作坊和矿山中也别无二致，只不过主要劳动力往往换成了更为强壮的青壮年男子。

通常的情况下，一名成年男子每年的工钱大概在15000文到18000文之间，相当于江南大部分地区16到18石谷物的价格。若再加上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补充，已经与一个拥有10亩中等土地的自耕农家庭收入持平。且因雇工家庭不需要购置和准备生产资料，其日常支出反倒远远低于普通自耕农。

雇工的大量增加对帝国的社会状况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城镇就业的增加和市民一般收入的提高，帝国南方逐渐兴起了广植民间的奢侈之风。腰缠万贯的巨商大贾自不用说，那些没有产业和土地的羁绊，又拥有不依赖天时年景相对较为稳定收入来源的雇工们也渐渐形成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的消费观，乃至于影响到缙绅文士成为社会的流行心态。从南京到广州，丝绸布帛、陶瓷器具，乃至于饰物家具等等各类奢侈品的消费量都在稳步增长。消费的膨胀无疑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南方地区出现欣欣向荣自然不足为奇了。

据吴若秋收集的资料表明，仅江南沿海四省万历十五年第一、二季度登记在册的商业课税项目总值就超过了一亿六千万帝国银通宝，所计税额则达到八百万之多。在如此雄厚的财力支持下，帝国内阁下令拨出一千五百万银币在全国各行省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需要首先提上工部议程的是帝国的交通问题，对一个幅员万里的大帝国而言，发达畅通的交通网络对于军事安全和内政治理都同样重要。因此，通往全境各主要城市道路都将按全新标准进行改造，改造后的驰道路面宽两丈，可供两辆马车并行，以掺有茅草纤维的砂土夯基，上面嵌砌石板，中间微凸以利排水，道路两侧再砌上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