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对立逐渐演变为认同。北宋中期以后，宋朝在蜀地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逐渐超过后蜀。而孟昶的形象也相应由明君逐渐演变为昏君。

第二，蜀地局势的好转。经过张咏两度治蜀，宋真宗以后，蜀地趋于稳定。史称：“蜀始复大治。”[⑩]据不完全统计，蜀地北宋前期58年中发生的规模较大的民变、兵变达17次之多，而北宋中期69年间仅4次而已，并且规模较小。北宋中期，蜀地又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繁荣。宋仁宗宣称：“益部民物繁富。”[11]嘉祐年间中进士的成都籍士人吕陶讲到其家乡的繁荣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衍物阜，资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县官指为外府。”[12]足见这时西蜀地区经济在全国所占地位之高。而在西蜀地区，成都又尤其富庶。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的华阳（即今四川成都）籍士人范百禄指出：“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13]《石林燕语》也称：“自庆历以来，天下乂安，成都雄富，既甲诸帅府。”[14]北宋中期蜀地及成都的繁荣、富庶，已远非后蜀时期可比。如果说宋初蜀人不免怀念富庶、繁荣的孟昶时代，那么这种怀旧情绪至此已经淡化乃至消褪。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千百年来人们几乎众口一词，称孟昶为昏君。然而北宋前期出自蜀地民众之口的口述资料和出自蜀地士人之手的文献资料毕竟部分流传下来。清康熙年间，仁和（即今浙江杭州）籍士人吴任臣著《十国春秋》时，接触到有关孟昶形象的两种不同记载，而他本人与后蜀、与北宋、与蜀地均无感情上的纠葛和恩怨。吴任臣便指出，孟昶前期“孜孜求治，与民休息，”，后期“用匪其人，坐致沦丧”，并认为孟昶功大于过，“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15]照此看来，以阶段论、功过论评论孟昶，自有其来历。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①]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3之3《尚书张忠定公》。

[②]参看吴天墀：《张咏治蜀事辑》，《吴天墀文史存稿》第92－116页。

[③]苏轼：《东坡七集·东坡集》卷38《赵清献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④]《安阳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

[⑤]《安阳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

[⑥]郑獬：《郧溪集》卷1《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