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韩琦：《安阳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五、历史毕竟由胜利者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中期以后，特别是南宋时期，孟昶的形象出现了由不同走向相同的趋势。南宋时期开始流传的各种重要史籍，诸如蜀人（县籍不详）李攸《宋朝事实》、眉山（或作青神，今属四川）王称《东都事略》、丹棱（今属四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眉山（或作丹棱）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莆田（今属福建）陈均《九朝编年备要》、晋江（今属福建）吕中《宋大事记讲义》等等，无论出自蜀地士人或其他地区人士之手，均依据官修宋太祖、太宗《两朝国史》，有揭露孟昶荒淫的七宝溺器一事的记述。至于其缘故，固然不是单一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无疑是传统时代当局控制舆论，正统文化体现统治者意志，历史毕竟由胜利者书写。谎言重复千遍尚有可能变为“真理”，见于官修《国史》的记载时间一久自然成为“史实”。于是，孟昶的形象终于趋同，他的昏君形象就这样被“层累地造成”，并压倒其明君形象。在促成孟昶形象趋同的各种原因当中，下面两条应当指出。

第一，朝廷对蜀政策的调整。这些措施包括增加蜀地解额、准许蜀人官蜀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派遣廉吏入蜀。这一举措始于宋太宗、真宗时，两度派遣朝廷要员张咏出知益州。此人素有廉吏之称，他的格言是：“廉不言贫，勤不言苦。”[①]张咏治蜀的主要举措有减轻民众负担，严惩贪官污吏，缓和社会矛盾。[②]张咏入蜀仅仅是廉吏治蜀的开端。北宋中期，一批廉吏相继入蜀，诸如韩亿、文彦博、韩琦、张方平、吕大防等等。其中，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四度入蜀，并在宋英宗、宋神宗时两知成都府。与张咏相比，赵抃更亲民。他宽民力，不妄杀，深入穷城小邑，贴近普通民众，“以宽治蜀，蜀人安之。”[③]这批治蜀廉吏无不关心民众疾苦，他们受到蜀地民众拥戴。如张咏在蜀“凡一令之下，人情无不慰惬。”他再知益州，“蜀民闻之，皆鼓舞相庆。”[④]他后来去世，“蜀人闻之，皆*，号恸。”[⑤]至于赵抃治蜀，在史籍中“蜀民歌之”、[⑥]“蜀民大悦”、[⑦]“蜀人安其政”、[⑧]“蜀人素爱抃”[⑨]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这批封疆大吏在蜀人心中的威望大有超过孟昶这位“偏霸之君”之势。治蜀廉吏深受蜀人欢迎意味着朝廷在蜀形象的改变，蜀地民众对朝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