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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

张邦炜

摘要：在北宋前期的两种历史文本中，后蜀后主孟昶有昏君和明君两种不同的形象。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文本分别由北宋官方和蜀地士人书写，体现了北宋朝廷和蜀地民众的不同利益、不同意愿和不同感情。孟昶的昏君形象逐渐压倒明君形象反映了蜀地民众对北宋朝廷从对立到认同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后蜀北宋孟昶昏君明君史源学

后蜀偏霸蜀地一隅，前后仅32年而已。其后主孟昶（919-965）在位竟达31年（934-965）之久，他在五代十国史和四川地方史上无疑是个相当重要的历史人物。受*即昏君这一思维定势的影响，孟昶长期以来被视为“著名的荒淫之君”。[1]其实在北宋文献中，他有难得的明君和典型的昏君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近20多年来，研究者们或以功过论，或阶段论加以解释，于是主张孟昶功大于过或前明后昏的论著相继问世。[2]其实，对于孟昶的形象问题，还可从史源学的角度作些思考。众所周知，陈垣先生所倡导的史源学以“找寻史源，正其讹误”为目的，其要旨为“二句金言”，即“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3]本文就从“七宝溺器”之说是否可信说起。

一、“七宝溺器”可信否

称孟昶为昏君，的确事出有因，其典型例证莫过于“七宝溺器”。可是在北宋特别是其前期，此事仅见于体现宋朝朝廷立场的官方或半官方著述，并不见于反映蜀地民众意志的地方史乘。官方著述从其利益与需要出发，夸大其辞乃至无中生有的事例实在是太常见。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七宝溺器之说的真实性。对于此事，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查现存各种史籍，七宝溺器一事较早见于石介、欧阳修的著述。石介《三朝圣政录·宝装溺器》曰：“太祖平伪蜀，阅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遽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1]欧阳修《新五代史·后蜀世家》云：后蜀“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2]《三朝圣政录》、《新五代史》虽非官修正史，而是私人著述，但体现宋朝朝廷立场，实可称为半官方文献。《三朝圣政录》系石介于宝元元年（1038）任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军事判官时，“撮取太祖、太宗、真宗三圣之政为书”。[3]他曾按照右司谏韩琦的意见修改。韩琦《三朝圣政录序》称赞此书“上以述列圣之美，次以达一人之听。”[4]《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