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计”的顺利实施为“东进政策”的付诸行动准备了条件。但“东进政策”实施的必然结果是与强大的清王朝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这一悲剧性结果的出现，还有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噶尔丹时期的准噶尔与清政府之间关系演变大体上可以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进军喀尔喀蒙古为界，区划为前后两个阶段：1671年至1687年，双方关系以友好发展为主；1688年至1697年，双方关系则以军事冲突为主。康熙十年（1672年）正月，噶尔丹继僧格成为准噶尔首领后，即向清政府上疏，要求承认其继僧格之位的合法性，这一要求得到了清政府的确认。之后，噶尔丹几乎每年遣使进贡，并上奏汗国内重大事宜。康熙十六年（1677年），噶尔丹攻杀鄂齐尔图车臣汗后，遣使献俘及“以阵获弓矢等物来献”，康熙拒受献物；但对每年常贡之物照例收纳[41]。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遣使禀告已接受**喇嘛所授之博硕克图汗号，请求承认，并进贡锁之甲、鸟枪、马、驼、貂皮等物，清政府收受其进贡方物，但不承认其汗号，拒绝授予汗印。不过，在事实上是默认了噶尔丹是卫拉特诸部首领。当时清政府正忙于讨伐“三藩”，因此，对远处西北的噶尔丹，只求其表面上的臣服，并无更多政治上的要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为庆武功，派遣内大臣祁他特赴噶尔丹处赏赉。祁他特一行于同年冬抵噶尔丹牙帐。首次会见时，“及交敕书，噶尔丹俯身两手受之，其衣服等物，则彼左右之人受之，其器用币帛等物，并骆驼牵入，一一展视受之”。噶尔丹在会见时特别询问平定“三藩”的情况，祁他特告之，“比年曾有寇窃发，我皇上仁慈，恐用兵扰民，故渐次收复者有之，剿灭者有之，今已尽皆底定矣”。祁他特一行在噶尔丹处逗留一个月，于次年正月二十七日起程，噶尔丹“贡马四百匹，骆驼六十头，貂皮三百张，银鼠二百只，猞猁皮三张，抄狐皮一百张，黄狐皮二十张，活雕一只，贴金牛皮五张，厄鲁特鸟枪四杆”，另派贵族4人随清使至朝廷谢恩。由于准噶尔与清政府间以互遣贡使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关系得到正常发展，双方的贸易交往也不断增加。准噶尔的商队一般是随贡使同行，多在每年春、秋二季。当时准噶尔牧民所用的棉絮、棉线以及台吉、宰桑用的绸缎、丝绣等物，均需向中原地区购买，准噶尔贵族对中原所产之奢侈品十分倾慕。梁份《秦边纪略》卷6《嘎尔旦传》中有一段生动记述：“又与以织金大蟒，立蟒剌绣诸彩色。嘎尔旦皆罗列露文绣于外，引各台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