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江而治之类的，只是反复强调满清才是正统，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它无条件投降。

信中充满了恫吓之辞，甚至说什么“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连闯军也被“借用”来作为迫胁手段，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了多尔衮自知兵力有限，以虚无飘渺的“联闯平南”壮大声势。按情理说，史可法阅读了多尔衮的来信，应当对清廷咄咄逼人的野心洞然于心，急讲自强之道。

然而，他却依旧幻想通过和平谈判达到“联虏平寇”偏安江左的目的。他命进士黄日芳起草回信，黄日芳的答书原稿“词颇峻”。史可法审阅时惟恐触怒清廷，说：“不必口角也。”而后亲笔书信一封，措辞绵软，依旧希图满清能与南明联手消灭闯军。

正是因此，时间推移到1645年3月末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