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理性地对待，恰如其分地评价，美化和丑化，都不理智。后世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比较动荡的历史时期，社会稳定下来了，历史观却没有稳定下来。对于民国的认识理解，往往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在民国历史中寻找符合期待的东西。后世人们怀念的民国风度，比如宽容、自由，是很多有识之士积极争取的结果，但其背后，其实也是有着**、战争等晦涩的背景。

当然，说这些都远了。

但秦卫在民国呆了许久，有一点却是极度的不爽。

他很反感那些没事儿找事儿，总喜欢把自己摆在正义的一方，却只会说，不会做的某些文人。而这些人中，其实也不乏那些铁骨铮铮之辈！对上这些人，就像是现代人对上了海瑞，在赞颂对方的清廉的同时，却又极度憎恶对方的“无能”！

而很显然，民国的文人虽然有不少清贫自守者，大多数却并不像想像中过得那以悲惨。

……

“明末‘东林党’，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总以为全天下都得照着他们的规矩转才算合理，却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痛骂了几百年的魏忠贤，以及魏忠贤所率领的所谓‘阉党’还不如……或许他们知道，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己。毕竟他们都那么聪明，而且大多都很识时务！”

“我民国文人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羁言谈骇世。傅斯年先生一生不党，拒不做官，因为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还有一位刘文典教授，敢跟蒋委员长拍桌子叫板，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前段时间，他发文攻击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蒋委员长要他去官邸解释，结果马教授大怒，称‘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这是值得人们敬佩的文人。因为他们要么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要么坚守自己的原则，并以身作则，影响了我们这些后来者。”

“但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文人是不是太多了？尤其是在文学领域！”

“在德国和日本，理工科类人才占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美国，这个比例也超过百分之七十……而我们，却不还足百分之二十！”

“原燕京大学校长，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司徒雷登先生说过，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说这是战争导致了**。可1929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采访过**的内蒙古萨拉齐，那里根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