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

[5]《说郛》卷17《野人闲话·颁令箴》。

[6]《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7]《宋史》卷203《艺文志二·故事类》著录“《高宗圣政》六十卷”，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卷次不同。

[8]《中兴两朝圣政》卷11绍兴二年六月癸巳引“留正等曰”。

[9]汪应辰：《文定集》卷10《题跋·记〈戒石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1《戒石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8后汉高祖乾祐元年七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2]《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13]路振：《九国志》卷7《后蜀·赵季良传》，宛委别藏本。

[14]《九国志》卷7《后蜀·张公铎传》。

[15]《前蜀后蜀史》第147页。三、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孟昶作为蜀地的“四十年偏霸之主”，[1]蜀地民众对孟昶的态度不失为判断孟昶形象问题的重要依据。北宋前期，蜀地的人心不倾向宋朝，而倾向于后蜀。前蜀降后唐、后蜀降北宋的降表均为宰相李昊所作。《蜀梼杌》载：“蜀人鄙其所为，夜书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2]有的记载还嫌如此记述还不足以表达蜀人对李昊的愤懑，采用了“蜀人愤之”、“见者哂之”[3]等词句。无论此事是当时的实情，还是后人的追述，都足以反映当时蜀地民众的人心向背。蜀地民众拥戴孟昶的佐证，还可举出以下两条。

第一，孟昶归降宋朝，离成都赴开封时的送行队伍相当浩大。《蜀梼杌》卷4《后蜀后主》载：“（孟）昶之行，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亦载：“（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之。至犍为县别去，其地因号曰：‘蜀王滩’。”“蜀王滩”又作“哭王滩”，一说其地不在犍为（今属四川），而在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州城东南”。李贤等《明一统志》卷71《眉州·山川·哭王滩》称：“（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至此，因名。”[4]据此，清人吴任臣在其《十国春秋》中对孟昶荒淫的传统说法深表怀疑：“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如此哉？迹其生平行事，劝农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要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5]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