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辰的语气带着一种看透历史的冰冷，“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就是牛马，是税源，是壮丁，是可以随意牺牲的数字！

他们对自己人高高在上，对外国人却卑躬屈膝！

甚至对鬼子，一开始也想的是和谈，是忍让，是‘攘外必先安内’！

这种作派，连当年的慈禧老太婆都不如！

至少老太婆还敢对十一国宣战呢！”

“九一八，东北军三十万，鬼子关东军才多少？

若是当时委员长下令坚决抵抗，而不是一味忍让、寄希望于国联调停，鬼子的野心何至于膨胀到如此地步？

东三省何至于沦陷？

后续又何至于有千万人死于战火？

说到底，在他们那帮人心里，自己的权位，远比国土和百姓重要！”

“更可笑的是，”苏辰盯着谢婉莹的眼睛，一字一句道，“明明知道鬼子是最大的敌人，明明知道应该团结一切力量抗战。

可他们呢？

生怕西北的洪党发展壮大，威胁到他们的统治。

皖南事变，同室操戈，对新四军下死手！

这是抗战时期该做的事吗？

无非是因为双方代表的阶级天生对立，他们害怕，害怕老百姓真的被唤醒，害怕失去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

谢婉莹被这一连串凌厉的诘问和指控震得头晕目眩。

皖南事变她自然知晓，军统内部对此也有不同说法，官方自然是宣称新四军违抗军令。

但苏辰此刻将其与“阶级对立”、“害怕人民”联系起来，这种视角是她从未接触过的，像一把重锤，狠狠敲打着她固有的认知壁垒。

她出身富商家庭，学生时代热血，被军统“抗日救国、效忠领袖”的宣传吸引，接受的训练和灌输的思想，都让她坚信委员长是国家的象征，是抗战的领袖，国府虽有瑕疵，但大节不亏，是正统。

底层官员的腐败，她有所耳闻，但总觉得那是个人行为，是政策执行出了问题，只要打赢了鬼子，整肃吏治，一切都会好起来。

她像这个时代许多受过教育、有爱国心却又对底层缺乏了解的年轻人一样，保持着一种天真而固执的信念。

“不……不是这样的……”谢婉莹摇着头，声音虚弱但坚持，“委员长颁布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只是下面的人……林大夫，你不能以偏概全！

只要我们打赢了鬼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到时候自然能清算那些贪官污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