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走后的第一个星期，我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矿场上。

克虏伯的设备调试比预想的慢。德国工程师叫施密特，四十出头，秃顶，戴着一副厚框眼镜，做事一板一眼。每天早上七点到矿场，拿着扳手和水平仪，一台机器一台机器地查。老周跟在后面急得团团转，说陈志远在的时候，新设备三天就投产，哪有这么磨蹭的。

“陈志远的矿场倒闭了。”我用英语对施密特说。

他抬起头，推了推眼镜，一脸认真：“张先生，克虏伯的设备要用二十年。二十年不出故障，和三天投产，你选哪个？”

我选了二十年。

施密特点点头，继续调试。老周在旁边不说话了。

第四天，破碎机终于转起来了。轰隆隆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像打雷一样。矿石从传送带上滚进去，出来的时候成了均匀的碎块，大小跟核桃差不多。老周捧了一把在手里看了半天，眼眶红了：“我在矿上干了二十年，头一回见这么好的活儿。”

第六天，洗矿设备也好了。浑浊的泥水从一边流出去，锡砂从另一边流出来，黑得发亮，在阳光下闪着光。施密特取样检测，纯度比老设备高了三成。

“张先生，你的矿石可以卖高价。”他用生硬的英语说，“纯度越高，炼出来的锡越纯。买家愿意多付钱。”

“多少？”

“至少多两成。”

两成。我算了算账——年产量按三百吨算，市价每吨八千，多两成就是一千六，一年多赚四十八万。克虏伯的设备花了八十万，两年回本。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

第八天，矿场正式投产。

没有剪彩，没有放鞭炮。我只是站在矿坑边上，看着工人们各就各位，看着传送带转起来，看着黑色的锡砂一袋一袋地从流水线上下来。老周在旁边拿着本子记账，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第一袋锡砂封口的时候，老周让人在上面贴了张红纸，写了个“壹”字。

“张先生，第一袋。”他捧着那袋锡砂，像捧着个孩子。

“留着。”我说，“别卖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让人把那袋锡砂搬到仓库最里面，跟陈志远留下的那些破铜烂铁放在一起。一袋新砂，一堆废铁，新旧交替，像是某种仪式。

第十天，第一批矿石装车运往港口。华丰运输的陈浩南亲自开的车，十五辆卡车排成一队，浩浩荡荡地从矿场出发。老周站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响了半天。工人们站在路边看，有人鼓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