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东走后第三天，消息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铺子里跟许诚对账——这次回港岛，除了处理山本的事，还得把铺子的账目理一理。南洋那边投了大钱，港岛这边的现金流不能断。

阿光从外面跑进来，脸上带着兴奋：“建国哥，阿东来电话了。中间人约他今晚见面，在深水埗一家茶餐厅。”

我把账本合上：“几点？”

“晚上八点。阿东说，中间人带了个人来，说是南洋的老板。让他当面汇报。”

南洋的老板。山本的人终于露面了。

“阿光，晚上多带几个兄弟，提前去茶餐厅蹲着。别打草惊蛇，看看那人是谁，长什么样，住哪儿。”

“明白。”

晚上八点，我一个人坐在据点里等消息。信息河在脑海里缓缓流淌，关于这次见面的画面渐渐清晰：

——阿东到了茶餐厅，中间人已经在了。是个四十来岁的华人，穿花衬衫，戴金链子，一看就是捞偏门的。

——等了十分钟，又来了一个人。三十出头，穿深蓝色夹克，说话带着南洋口音。他跟阿东说了几句话，问为什么活没干成。

——阿东按照我教的说：张建国突然回来了，带了不少人，不好下手。需要更多钱，多叫几个人，再干一次。

——那人犹豫了一下，说回去请示老板，明天给答复。

我睁开眼。那人不是山本，是个跑腿的。但抓到跑腿的没用，得钓出他背后的人。

第二天中午，阿东又来了电话。中间人让他晚上再去同一家茶餐厅，说老板同意加钱，但要当面谈条件。

“建国哥，怎么办？”阿光问。

“去。这次不光盯，还要跟。看看那个南洋来的人住在哪儿，跟谁接触。”

晚上，我亲自去了深水埗。

茶餐厅不大，门口的霓虹灯招牌坏了一半，一闪一闪的。我坐在街对面的车里，摇下车窗，能看到里面的情况。阿东坐在靠角落的位置，面前摆着一杯奶茶，时不时看表。

八点整，中间人来了，还是那件花衬衫。他四处张望了一下，坐下跟阿东说了几句。又等了十分钟，昨天那个南洋来的人也到了，这回换了一件灰色外套。

三个人说了大概二十分钟。我看到南洋来的人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推给阿东。阿东打开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然后三个人散了。

阿东往左走，中间人往右走，南洋来的人往巷子里走。

“跟那个穿灰外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