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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丁入亩,顾名思义就是废除人头税,把人头税应当承担的部分钱粮摊入到土地税当中去。改土归流,则是裁撤西南地区的土司酋长、改为任命流官;同时把蛮夷土人的人口不入户籍、田土不被清丈现状改变,逐步用等同于汉人的统治手法进行处置。
这两项措施,历史上一直要到鞑清雍正年间才得以彻底推行,而且比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更加彻底。推行之后,这项极大施放人口增长的新政,和苞谷(玉米)、土豆一起作用,把中国的人口从宋明两朝的一亿多,飙升到了清末的四亿。
钱惟昱当然不会觉得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就让华夏土地养育四亿人口会是什么好事儿。只不过相对于如今占着华东华南五省之地、却只有1500万人口的现状来说,人口再番那么两三倍,都还是有利无害的,这种情况下,摊丁入亩这个增加人口、降低流民隐户的大杀器,自然是能用就要拿来用了。
那么,王安石、张居正没能走到这一步,一定是他们的能力有限么?其实不然,只是他们遇到的积重难返、社会阻力更大罢了。鞑清入关后,对汉人的士绅大地主势力有过一轮毁灭性的打击,这才降低了相当一部分阻力,汉人读书人有四书五经,也没法和鞑子的刀子弓箭辩论,只好乖乖就范。
这说明,有时候乱世其实是改革的良机,尤其是当你的国家还没有拥有华夏全土的时候,只有一隅之地,先改起来。一来船小好掉头、改革阻力小;二来不存在“政策水土不服”“适合江浙的政策未必适合内陆贫困地区”之类的问题;第三便是得了好处与民实惠之后,还可以“以邻为壑”,通过吴越新政对南唐、后周百姓的政策吸引力,拉来新鲜血液,帮助此前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大地主阶级找补回来一些损失——虽然摊丁入亩让大地主多交税了,但是,也为你们吸引到了更多愿意来租种你土地的外来流民佃户不是?
当然了,这些事情终究是得罪人的,改革家哪怕成功了,本人不得好死的例子太多了。商鞅被车裂,王安石被流放,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所以,钱惟昱只能是徐徐而动,每一次都找一个契机,给自己的队友一点资金上的支持,换取他们出头。
两年多前十叔钱弘亿初镇赣南、需要大量雇佣劳工取代官方徭役制度,便是一个契机。那一次,钱惟昱依靠那个契机让十叔当了靶子,在吴越境内推广了免除徭役、从此以政府出钱平价雇佣劳工、政府管饭的政策。如今,四伯父刚到两广,面对巨大的吸引蛮夷归化的需求,实施对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