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更重要的，是不能做败寇之辈，若是败了，哪怕真是谦谦君子，最终也不免被后世污蔑毁谤。”

这番解释，如果换了地球上任何一个人口中说出来，效果都不如从冯道嘴里说出来那般效果好——因为冯道本就是地球人当中“先做成功者、再考虑是否做君子”问题的代表，或许只有五百年后意呆利国的马基雅维利，才能在实用主义程度上与冯道和钱惟昱比肩。张永德和赵匡胤听了这么几句精辟简短的解释，马上就有了一丝新奇的认识。

只听冯道继续说道：“便如老夫，世人多有坚贞之辈，诟栃老夫当年屈节、不肯为石晋死节，反而屈侍契丹蛮夷。殊不知当初拼却一死之人，又有哪个不是湮没于青史之中、不闻于世，又或是任从后人抹黑，又何来此后修成《五经》、《九经》的忍辱负重之功呢？

广陵郡王与老夫也算是学问之上的往年至交了。此人心性，老夫素所深知。吟诗作赋为《沧浪集》、编成文治至宝《汉和字典》，所求无非乃其当世文宗、文坛泰斗之名声。求学问至于极限之人，对于世俗权位，本无恋栈。吴越君臣之所以不敢贸然纳土，不过是害怕站错队、不能认得真正的商汤周武、而怕投错了那些过眼云烟的一时之主——说句大不敬的话，若是真个那般，后世新朝修史，他钱惟昱的青史留名、亚圣孔孟之功，又会被史家春秋笔法，抹杀多少？”

张永德听了，不过也就是听了算数。赵匡胤听了，却是心中巨震。

“原来冯老相爷的见君便降，和吴越人的不愿归降，不过都是怕所遇并非圣主、所投之人不能长坐天下、不能修成国史、吹嘘他们的功绩罢了。若是陛下能够扫平列国、内修政理，一改四代更替、国祚不过十余载的弊端的话，定然可以让吴越兵不血刃来朝吧……若是某家有朝一日有这种机会的话，定然要刚坐了天下，便马上让史官修唐末以来史书……哎呀，真是罪过，怎可有此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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