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关头，选才便不再拘泥于虚名，必须是真正能上庸下，毛遂便立刻得到了表现的机会。

我大汉昔日承平之时，选官多由孝廉入仕，只有孝廉之官，将来前途才会远大，已经形成了默契。虽也有小吏、士卒出身的，因表现卓异而得升迁，但只要出身不好，前途就还是有限。

可是自从先帝乱世以来，无论是曹操还是主公，甚至是当年的董卓，已经提拔了多少有实干之才而无察举出身的文武？如今孝廉出身还重要么？可以说在敌我双方，都已经不重要了。

司徒嫌朝廷用人有陈年积弊，我却以为，眼下要调整的不是选官，而恰恰是考功。只要主公放开从士卒、小吏中选才的口子，不拘出身，考功业绩好的立刻得到提升，自然能让能者靠真实功勋治绩升迁。”

诸葛瑾被二弟这番话一启发，也是久久不能平复。

他因为历史惯性，而倾向于科举，但现在看来。在选官时强化考核，倒像是后世有些大学“严进宽出”，高考录取的时候很严，最后学成什么样反而没那么严。

诸葛亮的说法，倒是“宽进严出”，在选官的选择面上大大拓宽了，管你是小吏还是小兵，办事强或者打仗勇敢，直接就能上。

诸葛瑾更重的是后世礼部的“准入考试”，诸葛亮更重的是已经进了门、给公家办事之后的“考功”，也就是后世吏部“考成法”管的事儿。

从后世历史的经验来看，礼部的“事前考核”和吏部的“事后考核”，都非常重要，都是一个朝廷人事工作得以高效运转的必要保证。

但是，怎么到了诸葛亮嘴里，如今这个特殊形势、环境下，后者的重要性会远远强于前者呢？

诸葛瑾一时有点懵逼，愣了好一会儿后，他才终于想到问题出在了哪儿。

“我怎么就抄历史抄得灯下黑了！居然把这一点给忘了！果然历史不能死读书啊！”诸葛瑾想通之后，脑中不由暗暗自责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