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直接上书反驳，并且弹劾御史台。虽然御史有风闻奏事的权力，却也不能这样牵强附会吧？大宋文风鼎盛，若是开了文字狱的先例，以后岂非要人人自危了？

因此苏轼被押送到汴京之日，立即有许多人开始奔走，积极相救！

吕惠卿对于赵昭的反映不以为意，亲自押送就代表放弃？

绝对不是，苏轼这样重要的人物，且与秦王关系密切，绝对不会轻易放弃。那怎么说？是无可奈何，还是以退为进？

在摸不准赵昭意图的情况下，能做的就是尽量加快速度，施加压力，逼迫赵昭出手。当然了，若是他当真不出手，那也无所谓！苏轼的鲜血会彻底污了秦王的名声和招牌，效果是一样的。

于是乎，吕惠卿授意属下加快速度，在短时间内又给苏轼罗织了大量罪名。牵连到案件中的人也越来越多，有的纯属是无妄之灾，有的则是蓄意而为之。吕惠卿怎么能放过这样一个打击政敌的好机会呢？稍微用点心思，办点私活也是可以的。

驸马王诜首先倒霉，他与苏轼乃是至交好友，此番透风报讯的事情又被人察觉，御史台怎么会放过呢？哪怕他又驸马身份，也难以幸免，毫不客气。

随后是翰林学士张方平，参知政事司马光等人，全都不能幸免，理由大都十分微小。牵强附会，谗言陷害是会传播，是会加剧的。哪怕吕惠卿的本意只是诬陷，对付一小部分政敌。可当局势摆开之后，他发现有些不太好收场了。

受到苏轼一案牵连到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高官显贵，当朝名仕。如此情况下，大宋朝堂上可以说是人人自危，但凡与苏轼有交情之人，全都避而远之，忧心忡忡，唯恐受到牵连。

如此情况下，士大夫阶层终于坐不住了。

有些胆大或者正直的官员，立即上述表示，苏轼一案，疑点颇多，御史台的做法不和规矩等等诸多理由，加以反驳。

可是效果很一般，官家没有采纳，御史台的人依旧我行我素！

宰相兼河北路宣抚使吴充上书直言道：“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已罢相准备返回故乡临川的王安石，才刚好走到江宁府，听闻此事之后也是有慨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策略是对的，吴充也不追究御史台的对错与责任，直接将事情上升到官家赵顼的容人之量上。如此一来，赵顼少不得要顾及公众影响，维护自己的“宽广胸襟”，苏轼的安全是无忧了。

苏轼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