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立国二十余年，基本也是四处征战的二十余年平均每两年就要发动一次大战，而一打往往就是一年以上。

所以，严格来说，现在大汉的国力，基本都是用在战争上，对天下百姓的民生改善，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别的不说，现在各州的百姓丁口依然还无法彻底彻查统计，税收都是含含糊糊，时高时低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大汉大过于注重对外扩张，缺乏对内治理的体现。

也就搭着这些年大汉是屡战屡胜，收回来的土地能勉强平衡朝廷的财政需求，费祎这才对北伐没有什么看法.可随着费祎这两年掌管门下省，他是越来越觉得，北伐其实并不需要急于这一时的。

门下省这个地方，是负责监督六部执行的部门，因此对各部的财政花费是异常的敏感，对政令的事实程度也必须时刻掌握.越是在门下省带着，费祎就越能感觉到，军费支出太高，导致其他部门的财政分配被严重缩减，导致政令实施效率低下，民生无法快速恢复。

而民生无法快速恢复，那就意味着百姓生活无法得到提高，而百姓生活无法提高，就意味着国家依然动荡不安，赋税也无法得到提高，从而导致除了兵部外的其他五部，财政赋税分配额度被再次压缩.这就是个死循环。

因此，费祎的想法，其实也是反对北伐的别的不说，就曹魏那个小朝廷，能成气候到哪儿去？！

有诸葛丞相在北地坐镇，这曹魏小朝廷要是真的能翻盘的话，那费祎就把自己的案桌给吃了。

反正也不着急于一时半会儿，倒不如暂停用兵.不用多，只要朝廷给五年的时间休养生息，费祎相信，国家的财政赋税还能再提高三成。

到了那个时候再用兵，朝廷就能宽裕很多了。

因此，费祎再三纠结犹豫之后，还是在三省会议上，对北伐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就这样，朝廷的三省中枢，以二比一的方式，反对北伐派占据了上风但可惜，这可不是什么讲究投票决定国政的年代。

三省，是各司其职的。

中书省负责决策，尚书省负责执行，门下省负责监督。

所以，理论上，决策权是在中书令蒋琬的手里的而蒋琬是个坚定的北伐派。

再加上，诸葛亮身为丞相，他本身的意见就是一种风向标，而且，诸葛亮的疏奏，三省不管是什么意见，都必须呈递给天子，交由天子裁决。

而大汉天子刘禅，对于诸葛亮请奏北伐一事，想都没有想，直接御笔回复了一句话——丞相可便宜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