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临阵投降，悔罪乞命者，不妨剿抚兼施，以期解散贼党”②的新政策。嘉庆四年正月，他诏谕天下，宣称：“各路贼队中之良民，如有能缚献贼首，悔罪立功者，不但宥其前罪，尚可……格外邀恩。否则或潜行散去，或临阵投降，亦必释回乡里，俾安生业。”③此后，他采取各种措施，把剿抚兼施政策付诸实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优擢良吏，惩办贪官酷吏。他亲政后，立即抓住被清军诱捕解京的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供词中“官逼民反”一句话大做文章。起初，他将义军之起，归诸于和珅的贪婪，在诛灭和珅后的上谕中说，“我国家百数十年来，厚泽深仁……百姓幸际昌期，安土乐业，若非迫于万不得已，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州县之所以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己橐，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赎，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言念及此，能不痛心？”④不久，达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贪劣，属下民怨沸腾，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查缉时，株连无辜数千人，惨刑勒索，均被逮京治罪。与此同时，一些为官清廉、政声卓著的官员，则被优擢任用。四川广元县知县刘清、巴县知县赵华、渠县知县吴桂，均被越格保荐。事实证明，嘉庆帝之“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官必宜用”的决策，使那些久负清名的官员，在招降抚绥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广元县知县刘清，被当地百姓呼为“刘清天”，早在嘉庆三年就曾为清廷诱捕了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仅刘清一人，在军七载，即先后“招抚”起义者三万余人。对受抚民人的安置，是剿抚兼施政策成败的关键。嘉庆帝深知，经过历年战火，许多地方室庐焚荡，田亩抛荒，受抚之民“欲返则无所归，即归亦无所食，其势不得不托贼巢为栖身之所，藉盗粮为糊口之资。”①这样，势必使招抚成为空谈。为了使“此番安集，即成永远规模”②，他命刘清等悉心妥议，对他乡流落者如何资送还农，失所无依者，如何编丁占籍。勒保曾于四川采取了抚恤难民，给资安插的做法，嘉庆帝对此深表赞许，认为这样做，“使民生既获安全，贼党又可解散，为一劳永逸之计”③。继而，他又以难民就抚之后，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即官给银两，只能赡给一时，并不能久安生计，在资粮用尽后，无以自存，“势必故智复萌，仍为草窃之事”④为忧，提出抚绥三策：“或清查叛产；或量给流亡绝产；或于南山老林垦荒，暂免升科。”⑤四年十月，嘉庆帝得知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