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眼下京城中盛传，张孚敬要借着京察之际，扫清异己，力挽颓势。

按照规制，京察大计由吏部都察院主持，采取向部院发出访单匿名考察的方式，完成后由内阁票拟去留，或者发还各部院重审议定是否恰当，然后造册奏请待皇帝裁决后，将察疏下发。

京察结束后，言官对留用官员拾遗。因京察而免职的官员，政治生命就此终结，不得叙用。

最初定下这项制度的时候，朱元璋应该是从整顿吏治的角度考虑的。在官员们头上悬一把利剑，让他们时时刻刻都jǐng惕着，不敢懈怠，不敢妄为。

但开国一百五十年，这项制度早已经变了味，公正严明的味道渐弱，勾心斗角的势头渐起。六年一次的京察，成了大明朝堂党争的延续，代表着重新洗牌的机会，外间有这样的风传一点都不为过。

以刘同寿对京察的了解，张孚敬要想成功，至少得满足几个条件：首先他要掌控住吏部和都察院，这是先决条件，满足不了的话，哪怕得到皇帝的支持，也没办法尽如己愿。

当然，这不是说皇帝的支持不重要，那是一锤定音的力量，起到的是决定xìng的作用。

具体来说，吏部和都察院是细节，属于实施范畴，皇帝的支持则是宏观上的，关乎政策是否能得到批准。

所以在京察开始前很久，为了能在大计时占到一点先发优势，各方面已经开始发力了。张孚敬在吏部占了上风，但却达不到全控，左侍郎谢丕跟他从来就不是一条心；都察院则是各方势力混杂，很难说谁占到了上风。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意向就很关键了，而最能影响到嘉靖的，致一真人邵元节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不过老邵一向不掺和朝争，想要得到他的帮助，难度很高。

刘同寿认为，张孚敬结好自己，想必是要在这方面打主意。

也许他想来个先扬后抑，让自己搞个预言戏法之类的东西，动摇嘉靖，事后再跟邵元节达成默契，弄给罪名给自己，把用过的棋子抛弃；又或是造出假象，逼迫邵元节就范，反正来来去去应该不出这些套路。

政治么，就是这么回事，将利益最大化才是王道。

怨别人无情无义没用，关键是自己应该怎么应对，破局的契机又在哪里？

也不知是不是洞察了刘同寿的心思，吃了个软钉子之后，张孚敬却是话锋一转，语出惊人：“刘观主聪明过人，心xìng也佳，对人情世故之洞察，尚在很多成年人之上，但你可知